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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外也呼万岁

E旺生活 来源:http://www.msc048.com 发布时间:2020-07-31

老外也呼万岁

(一)万岁、千岁和永远健康

这世界上,本没有人可活到万岁,也没有哪一个社会组织能存在万年以上,可这‘万岁’的呼喊声,却响彻了几千年——不管是自诩还是拍马屁,抑或是人云亦云。但这并不代表一国臣民,都愚蠢到世世代代不知生命是短暂的。生活于宫墙之外的芸芸众生,是不会存此老不死奢望的。即使富甲一方,也只敢用金钱作身价,接受对女儿‘千金小姐’的恭维,更遑论常有衣食之忧的草民。

就像这个社会里大凡有点身份的人一样,这供呼喊用的岁,也是分等定级的,且级差巨大。当世的万岁只有一个(马屁劲儿大发时,还可山呼万万岁、万寿无疆,除了超级夸张,无有其他),万岁之下就是千岁,那还是皇帝所封之王专有的,可不能乱呼乱叫。所以京片子里又将皇帝称为“万岁爷儿”,一点也不含糊——虽然这些金銮殿的主儿,寿数不过几岁到几十岁。

最后一个皇帝塌台几十年后,蟒袍玉带的皇上不再有了,但万岁万岁万万岁、万寿无疆的呼喊声,却从金銮殿扩展到了东西南北中、从官员放大到了草民。千岁自然也不会有了,但却有了“永远健康”做替代品。

“永远健康”和“万寿无疆”都不过几年时间,就先后化成了没有生命的物质——一个黑糊糊的落在了蒙古草原上,一个被玻璃水晶包围了起来,可围绕这万岁的话题,被压制了又压制,却依然不断。

(二)撞到枪口上的李队长

既然能创造出“白髮三千丈”、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浪漫和夸张,迎合皇上对长生不老的追求,创造出万岁和万寿无疆这样的超级拍马语言,一点也不奇怪。怪的是,它还能成为顶尖等级的标识,并连同这等级序列一道,成为治人以罪的魔咒。

由万岁而千岁,由千岁而正一品到从九品的百官,这个由万岁钦定的顺序,是由不得其他人多言多语的。谁要是去任意增删、非议妄评,就只好吃不了兜着走。

在那个红红火火的革命年代里,四川省体委下辖的体育运动队,出过两件名气不小的事情。一是男篮队以身高2.27米的石拉威为主力,夺得全国赛亚军;另一个则是男子体操李队长为首的一群革命小将,对上述排序胡言乱语,从而晋陞为反革命集团。

革命其实有时很无聊,需要一点幽默来调剂。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李队长,和他那帮身高看上去只有石拉威一半多一点的队员,也遇上了这种无聊。他们围坐在火盆边学习最高指示,按那个年代的常规,李队长起头,说了一句:“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!”第二个队员接着说:“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、永远健康!”那天也是合该出事。居然冒出了第三位接话者,说:“祝江青同志永不生病!”第四位说:“祝春桥同志长胖一点!”第五位说:“祝文元同志不再长肉!”……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,病恹恹的江青、瘦筋筋的张春桥、胖乎乎的姚文元,成员个个都被幽了一默。李队长们在那个肃杀岁月,获得了少有的愉快,有了难得的开怀大笑,但却不知大祸正临头。

李队长们的开心之作,不知怎幺就被捅了上去。很快,一桩“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小组”的反革命集团案件,摆上了主政者的案头。过去只听说文人因言惹祸,没想到这些活跃于鞍马、单双杠上的伙子们,也会祸从口出。他们玩转吊环出神入化的双手,被套上了与吊环有所相似却那幺冷冰冰的手铐。

(三)老外呼的万岁

我不知道老外会不会呼喊万岁。居加多年,看到的、听到的,都是对当政者的批评。很难想像千方百计挑执政者毛病的纳税人,会去恭维靠税收养活的政客,去高呼他们万岁、万万岁。但最近却读到了老外呼喊万岁的文字。

抗日战争期间,周恩来出现在一部西方的新闻纪录片中。看了该片的澳洲工运领袖比尔·加德纳,自此成为周的粉丝。1952年5月1日,他作为澳大利亚煤矿工会代表,应邀到北京参加劳动节观礼,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。大会闭幕时,当毛、刘、周等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,掌声和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声响成一片。这时,加德纳不解地向中方翻译齐锡玉问道:“为什幺只喊毛主席万岁,不喊周恩来万岁?”让齐瞠目结舌,并在心中怪他:“怎幺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。”

更没有料到的是,会见结束时,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、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。加德纳在同周握手时用英语说:“向你致敬。”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:“谢谢你”。但谁也没想到,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“周恩来万岁!”的口号。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,不让齐锡玉翻译。

(四)不由总理不紧张

身为总理的周恩来,深知这万岁的沉重。加德纳以为万岁(Longlive)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、愿望,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,一定要喊“周恩来万岁”,表达自己的心愿。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,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。

李雪峰迴忆说,在1966年4月‘第二次杭州会议’(亦称‘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’)上彭真受到点名批判。

会后,由他与宋任穷将彭‘押送回京’。不久,中共中央就正式通知由他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,主持北京市工作。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彭真曾态度激昂,大声说:“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!”,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。儘管是他第一个喊“万岁”,但此时依然无济于事,终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、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。

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包庇长期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晗的一篇《自传》。吴晗的这篇‘自传’大约写于1956年,当时47岁的他任北京市副市长,正是春风得意之时。这篇《自传》也写得非常自然、坦诚。谈到自己思想、感情的转变时他写道:“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,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,独裁专政,万岁百岁,极端厌恶,听了噁心。初到解放区,听到专政,拥护共产党,毛主席万岁,很不习惯,心里以为好是好,何必搞这套形式……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,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。一句话,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,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。但是,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。经过学习,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,纠正了自己的错误。不多日子以后,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……”。

雷颐先生在引述了上面的史料后说:其实,如果换一个角度看,加德纳的“没有常识”恰恰更符合当代文明的“常识”、“常理”;而我们习以为常的“万岁”,才真正违背了文明发展的“常识”、“常理”。正因为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识、常理,才会发生“文革”那样的浩劫。彭真、吴晗均为“文革”发动的祭品。或许,他们的悲剧在当年第一声真诚的“万岁”和从“不习惯”到“习惯”的真诚转变中便已铸就。当然,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,而是一个时代、社会的悲剧。因为一旦全社会自觉自愿地尊奉一人为“万岁”,“万岁”的权力便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。权力一旦摆脱监督与限制,必然造成巨大的灾难,绝无例外。(参见《领导文萃》第1期,作者雷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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